张淑延：台湾总人口约为2300万，其中注册建筑师约4000名、设计师约3000名。所以这个圈子其实很小，尤其喜欢讨论并愿意与交流的建筑师及设计师就更少之又少了，大约占到10％左右。其余的人基本上是会计师。

Anna Bates：拥有批判作家及元智大学艺术创意与发展学系教授双重身份的阮庆岳便是其中之一。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建筑师，而是决定将写作和教书作为自己的职业。然而当他在如此小的圈子中从事创作的时候还是遇到了麻烦，因为这个小圈子里人与人之间太熟悉了。

A：即使如此小的圈子也具备成为一个活跃的、批评沙龙的潜力。这不也是你在博客中阐述的观点吗？

王耀鹏：的确如此。我们的博客archicake更像一个开放式的建筑聊天室。博客名字就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蛋糕是大家喜欢的食物，博客就好比切片“建筑蛋糕”，大家可以边谈论边享用。与传统杂志相比，博客这种形式更具有活力，更强调互动性。

方中平：与王耀鹏的博客类似的是，我为我们自己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但这种模式想要立即符合台湾本土文化还是很困难的。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明年我们的第一个“蛋糕店”就能开业。

A：你们一般会涉及到哪些话题？对于建筑评论又是怎么看的呢？

方：迄今为止，批评性的争论并未对台湾现状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只有能为大众带来一些与众不同且具有影响力的声音，评论才会变为一个有力的工具。

王：是的，目前我们并没有引起那些大人物的足够关注。即使有人对我们的行为嗤之以鼻，也无所谓，因为我们还很年轻。

张：通常来说，争论的批判性不是很强，因为人们总是小心翼翼避免伤害到他人的感情。这并不代表他们无话可说，而是他们选择了不说。

A：……这种缄默在其它场合也很常见……

方：大多数时候，我们争论的焦点会聚焦东西方冲突。有些人坚持认为，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传统元素作为一种风格；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需要对国际影响采取开放的姿态。

张：不错，有关“中国性”以及这个概念应该如何被传达方面的内容很多。这也是前辈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中国民间建筑。

方：尽管我们希望离那些糟糕透顶的建筑越远越好，但是创建一种被大众所广泛认可的、本土的、符合民族特色的特征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从个人角度讲，我认为人们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及资源试图去描绘所谓的“台湾特征”——尤其是在产品设计方面，而实际上，设计中这种统一的特征并不应该存在。

A：我们正在谈论的到底是普遍的“超级中国性”，还是一种全新的“台湾式的中国性”？

洪裕钧：这其实与中国的图解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文化属于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但很多建筑师和设计师对中国文化中的装饰元素理解得过于肤浅，运用得过于形式化。这也是他们作品显得过时的原因，台北101摩天大楼就是很好的例证。

A：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张：现在的建设项目很多都是大项目，但新建筑项目总是匆匆上马，建设的各个环节之间彼此割裂，缺少整体调控。目前建设规定和限制只针对地点和建筑物的高度，却没有对建筑之间的间距加以限定。实际上整个建设过程是一环套一环的，到最后你才会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彼此关联的“有机体”，从某种程度上讲，问题的解决方案就蕴含在“有机体”之中。

不同的尺度，从都市到个人，甚至是只要可触及的层面都为我们留下了充足的工作空间，我们不仅可以在国际流行的网格体系中工作，也可以在小街陋巷给发挥才能。我们的工作通常专注在具体的项目上，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众多的宏大计划中找到正确方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把不合法的建筑物也考虑在内。关于台湾当代建筑的争论应当聚焦在如何在都市的繁杂中创造出别具特色的东西，而不应当与城市本身纠缠不清。

A：但是好像台湾在区域划分方面更为笼统。只要到台湾做一次简单的旅行，我们就会发现，大规模工业企业的旁边散布着私人住宅；小型家族企业混杂在农业用地中，并由此形成了简陋的乡镇……区域划分的缺失是挑战，还是优势？

洪：这些都是设计和建造有趣及令人感到惊喜的项目的有利条件。

张：2006年，我们曾经在台北与一个潜在的客户合作，他在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拥有一片土地，旁边还有个加油站，这可是个“摇钱树”。由于信奉基督教的缘故，客户希望可以在那片地建一座教堂。后来，为了充分挖掘这块地的潜力，他们还决定将这片地一部分面积改造为商业区，其中的核心项目就是建造两幢塔楼，分别用作办公区、酒店和私人住宅。我从没有接手过类似的项目，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这类似于一个大学项目，你需要考虑到5个要素，并尽量让它们协调工作。但这种做法在台湾却有些行不通，这就是现实，大学教育只注重想博物馆那样正统的设计空间，但这样的空间几乎不存在。

A：你以前曾说过，台湾绝大多数建筑师只是会计师。对此你能再解释地更清楚一些吗？

何俊仁：通常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以建筑见长的政府对建筑业的指手画脚，同时也存在一些成本管理的潜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师已经被游离在外。这个系统存在太多令人置疑之处，因此，建筑师不仅对设计方案负责，而且对项目定价负责，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如果项目超出预算，建筑师个人要对此负相应责任。当我们接手公共建筑时，甲方会要求我们提供每日成本报告，这种报告被称为“公共采购计划”。我们不仅要保证设计质量，还要盯紧预算。这种尴尬的境遇给我们建筑师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A：可以用这来解释为什么伊东丰雄他设计的台中大都会歌剧院项目建成后5年间没有接手台湾其他项目的原因吗？

张：政府目前正在积极推动国际竞赛机制，但是即便某个项目获了奖，比如2006年伊东丰雄的那个项目，或者正在进行的由荷兰大都会事务所设计的台北表演中心，又能给台湾的建筑业带来什么？伊东丰雄在努力使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但参与此项目的人却对工作推进中出现的官僚主义束手无策。

A：东海大学国际项目主任Angus Shuenn-Ren Liou向我们讲述了1999年台湾地震后丧失的重建机会。因为学校重建所需的材料设备并不是由台北同一张空和调配，而是由台湾各地政府自主支配。

何：教育部一开始在重建项目中表现得非常强势，也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当地建筑师林洲民(仲观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一些设计。重建项目引入了某些革命性的理念，比如将国内竞赛首次向年轻的、经验还不够丰富的事务所开放。竞赛最终的评判标准不是竞标的价格，而是质量。但往往存在事与愿违的情况。

张：所以建筑师更愿意选择那些风险较小的私人项目，而并非政府项目。

何：我们应当谈论另外一些具有台湾特色的话题。有些开发商自诩为“品质缔造者”，并通过广告宣传他们的项目由建筑“大师”亲自操刀，尽管那些所谓的“建筑大师”是否名副其实就不得而知了。

张：是的，开发商经常利用“样板间”玩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游戏。因为房屋预售制度的存在，在房屋交工之前，总项目预算的3％（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将被用于临时样板间的建设。对开发商而言，这是一个完美体现其设计理念的有效途径，多数临时“样板间” 尽管有矫揉造作之嫌，但确实富于想象力。只是最终消费者购买到的房屋往往与样板间大相径庭，顶多只能算作“简装”、“俗套”式的公寓。然而对于年轻建筑师来说，这可以算的上是个机会，让他们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尝试富于表现力和试验性的空间设计。但这些样板间完全是用胶合板做成的。你不得不承认你无形中助长了伪建筑的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建筑材料及建造方法方面引起的诚信争论会越来越多。

A：许多台湾建筑师都受过海外教育。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台湾建筑的思维方式？

张：海外教育有助于提升教育水平，开阔眼界。客户，尤其是年轻一些的客户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家族企业中，也受过设计方面的良好教育。然而普遍来说，客户仍很保守。这种转变过程相当缓慢。但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有许多毕业生选择从事专业教育。

AB：设计界的情况如何呢？比如在台中举办的设计博览会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出自年轻设计师、甚至是学生之手的有趣的作品。但是一旦这些年轻人走入社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会经历“洗脑”的过程，并最终会丧失自己敏锐的判断力。

方：对我而言，教育和统考制度（罪魁祸首）意味着我们的学生生活在泡影之中。

洪：其实在学校里，学生对他们的设计拥有更大的自主性。

A：我认为（校园内外的设计）最大的区别在于本土设计对市场分析的依赖程度有多大，这是缺少独立设计师的原因吗？

洪：是的。毕业之后，很多年轻人追求稳定的收入，但这一点只有顶级公司可以保证，而且也是近几年的事情。那些有幸进入顶级公司的年轻设计师很快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典型的亚洲式论资排辈中，小字辈在决策中没有发言权。企业并不会把设计当作一种战略手段。然而，也有一些公司展现出了更大的自主性及远见卓识的领导风范，比如捷安特或诚品书店。在平面设计及网页设计领域，情形则大为不同，这两个领域拥有更多的自主性。

A：你怎么看台湾家具设计方面的空白？

张：台湾的家具生产和速度紧密相关。但是家具设计需要更多的资源、精力及时间，而小物件的生产周期却很短，因此，家具设计在台湾的确没有生存空间。而且，这个改变需要从大学开始。

A：……后来我们获得了各种奖项及荣誉。这真的是设计师评估及激励自己的方式吗？

洪：各种奖项很能说明问题。它们代表的是资质，因而更具有说服力。但大多数时候，

不会因为你是获奖设计师而对你的观点感兴趣，他们之所以把项目交给你做，只是希望能保证产品的销售量。这种情况很无聊，更谈不上意义了。

A：那还有其它营销工具吗？比如台湾创意设计中心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洪：台湾创意设计中心是由台湾经济部运作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它主要与制造商打交道。为了紧追全球设计潮流，该设计中心只追求效率，并不注重年轻人的培养。

A：台湾设计中心与学学文创业志业的区别在哪里？

洪：二者不具有任何可比性，学学文创业志业是一个私人组织，以培养大众的良好品味作为己任。

徐莉玲：如果你回忆一下1949年的台湾只有一所大约5000人的大学，你就知道到我们现在的发展程度了，但是私人教育仍然有发展空间。学学文创业志是一个为创意而搭建的平台。有时候我们会举办展览，邀请艺术家及设计师在我们学院开设一个为期一年的工作室，或者邀请他们给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授课，比如为孩子而开设的各种工坊。我们十分乐意鼓励及培养身边有潜质及天分的年轻人。我们这里的萧博文和谢文智在几个月前刚刚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尽管我只看到了他们为其它建筑公司做的几个项目，但是我能感觉到在他们的工作方法很特别，所以我请他们来为我的房子做扩建设计。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萧博文：是的，我们试图立足建筑圈，不过出于生存的考虑，我们仍会接手一些大公司的项目。

A：你们的第一笔合同是怎么得到的？

萧：我们的第一笔合同要归功于徐莉玲。否则，在竞争无处不在的今天，到处充满了阴谋与陷阱，组织者很愿意找那些只是简单执行他们想法的建筑师，而并不需要你来发挥什么。建筑师最初设计的图纸到最后往往变得面目全非。

徐莉玲：林贤贞成立自己的事务所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林贤贞：我下定决心要自己做。最初三个项目中的第一个是普通住宅，我把它建在了位于台湾东部、靠近太平洋的宜兰郊外我父亲的农田上，根据台湾法律，可以很容易地将农田用地变为住宅用地。后来这里逐渐变成了家庭旅馆。尽管这里属于郊区，但这个五个房间的旅馆的计划却非常成功。第三个项目今年开始，还是一个住宅项目。

A：结束美国的培训之后，你还想回到台湾吗？

洪：我是台湾本地人，回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接手Xrange十一事务所和IPEVO爱比科技项目之前，我曾经在日本实习过一年。就工作方法来说，美国和日本的事务所有多处相似之处，台湾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

A：与日本做比较十分有意思，似乎大家都会拿台湾与西方和中国大陆做比较。

洪：基于个人经验，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来说，我认为美国的工作文化更落后一些，。当我加盟一家日本大公司后发现，这里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即使日本紧张的工作节奏令我很难适应，我还是对日本人对所有细节的重视感到钦佩。在日本，你能感受到一种能量推动项目从头至尾高效进行，这正是美国所不具备的。而台湾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台湾与韩国一样，都是企业创新的乐土。

A：你对中国大陆不感兴趣吗？

洪：不，至少到现在是这样。尤其在产品设计方面。

A：你是否已经意识到台湾将生产领域外包出去的隐患了吗？

洪：目前台湾将高科技制造业转入中国内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研发和设计仍在台湾。

A：最近的报告也谈到了一种“逆向运动”，即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已经开始收购台湾的一流企业。

洪：然而这种混合形式相当有成效。比如，我们同时与海峡两岸的许多公司和供应商有业务往来。这对于小事务所非常有益，它们可以在一个更大的网络中与不同的人，或在项目的不同阶段进行充分合作。

张：我曾在中国大陆做过建筑设计，那是的大陆就像早期的美国西部。诚然那里有项目，客户也都很急切，但是大家在工作中还是很认真的。当然，注册公司在大陆是受到保护的，比如为中央电视台进行设计的荷兰大都会事务所，他们的背后有政府的支持。这种状况或许若干年后会有所改变。